一文概述：为什么《申报》要一再贬低义和团？

对于这场轰轰烈烈的排外运动，作为近代中国本土刊行时间最长的《申报》，在1898—1901年间合计发表了近百篇社论文章。

但与《清议报》等维新刊物不同，《申报》对于义和团运动的整个舆论导向都是否定的，从头至尾都没有给予一次正面的评价。

甲午战争以后，华北连年灾害，山东尤为严重。尤其是胶州湾为德国强占后，民众与西方列强的矛盾不断升级，教案层出不穷。

在1898年1—11月间，《申报》合计发表了12篇相关的报道与评论文章。

除了对胶州湾事件进行评述之外，还分析了山东民众的心态，在对德国的侵略行为表示担忧的同时，希望清廷能够予以重视。

在刊发于十一月二十五日（1月6日）的《论胶人仇德事》一文中，作者认为，“积贫积弱的现状”是引发列强瓜分狂潮的重要原因：

中国兵力孱弱，远逊于欧西，自与日本交战而畏葸恇怯之情形不觉和盘托出，致欧西各国渐渐群起狎侮，无不欲鲸吞我疆土，瓜分我版图。

对于胶州湾事件后的中德议和，《申报》给予了相对正面的评价。

比如在刊发于十二月十七日（1月28日）《论胶州事已成和议》一文中，作者希望全国人民能够“抓住议和带来的短暂的和平时间，增强国力，早日走向富强，从而一洗前耻”：

圣天子英明。议和之举非但以民命为重，亦屈于目前冀伸于日后耳。惟愿诸公，振作有为，一洗外侮，则今日议和之事可不以为辱而以为幸矣。

不过话说回来，形势并没有按照《申报》希望的路线前行。

伴随着社会与民族矛盾迅速激化，以底层民众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帜，迅速在山东、直隶一带蔓延开来。

作者将当时教案频发的原因，简单归咎于东西方的文化冲突，并没有看到在民教失和的表象之下隐藏的是民众与列强日益尖锐的矛盾。

面对各地教案频发的现状，《申报》于六月二十日（8月7日）发表《团练卫民说》一文，给出了“团练遏其凶锋再禀报文武各官出兵弹压”以及“严惩起事者，保护教堂的财产与教士的生命安全”等建议，保证不使列强找到理由对中国发起新一轮的劫掠。

面对各地教案频发的现状，《申报》于六月二十日（8月7日）发表《团练卫民说》一文，给出了“团练遏其凶锋再禀报文武各官出兵弹压”以及“严惩起事者，保护教堂的财产与教士的生命安全”等建议，保证不使列强找到理由对中国发起新一轮的劫掠。

坦诚说，《申报》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一药方治标不治本。

尽管从表象上看对于教案可以起到一定的镇压作用，但是对于底层暗涌的民族矛盾只会起到催化作用。

义和团运动爆发初期，由于慈禧太后主张剿伐，山东义和团遭到镇压。但是，随着义和团势力迅速壮大并打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清政府与义和团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

1900年春夏间，义和团在直隶地区蓬勃发展起来，逐渐从山东、直隶、河南迅速向山西、内蒙古以及东三省等地蔓延。对此，《申报》的态度十分明确，强烈反对清政府招抚义和团。

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六日（6月2日），《申报》刊登《论中国内忧之可虑》一文，提出“外侮诚不可不虑，内忧则更为急务”，主张清政府尽早出兵镇压。

作者义正词严地表示，倘若再不及时制止，极有可能会让西方列强找到借口出兵镇压，进而提出更多不合理的要求。

义和团大军进入京津一带后，不仅大肆攻击城内的所有洋人与教民，还极力拆毁铁路、电线，最终演化成了一场盲目的排外运动。对此，《申报》做出了积极反应。

五月十八日（6月14日），该报刊出《搜除伏莽策》一文，抨击清廷“全不以民生国计为心”。

两天后，再度刊登《论时局之可虑亟宜设法补救》一文，着重强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观点，希望清廷能够围剿义和团，不让列强轻易找到借口对中国发起新一轮的侵略。

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情况来看，《申报》当时的判断是准确的，对时局的分析也比较透彻，但慈禧太后并没有理会这些舆论。

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慈禧对外宣战。《申报》对清政府对外宣战的选择做出了及时反应，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批驳。

就在同一天，《申报》刊出通讯《通州匪乱》与评论文章《论义和拳匪万无可抚之理》。次日，发表通讯文章《拳匪猖獗十二志》，提出了“剿拳匪宜调外兵”的建议；

六月五日（7月1日），《申报》继半个月前发表《愤言》后又发表《愤言二》，愤怒批判了怂恿慈禧太后对外用兵的毓贤，将其斥为“罪魁祸首”；六月十一日（7月7日），《申报》再发评论文章，号召“各省疆臣宜督兵入京剿平匪乱”。

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义和团很快就败下阵来。六月中旬，天津陷落，八国联军兵锋直扑北京城下。

在反对宣战无果的情况下，《申报》开始全面转向对于议和停战的期盼，并对此积极出谋献策。

六月二十九日（7月25日），《申报》发表《议和说》一文，三天后又发表《论中国宜早送各国使臣出京以冀和议速成》一文，希望统治者能够看清形势，早日将各国使臣们安全运送出京，以便将来议和。

七月初三（8月4日），发表《保教策》一文，希望地方官员能够将各地的欧美教士们迁至安全地带，避免团民与教士之间的冲突，为将来的议和创造良好条件。

七月二十日（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在议和阶段，《申报》希望清政府能够通过和洋人的接触，早日就议和达成共识，重获和平。

不过话说回来，同当时的沪上其他报纸一样，《申报》对于八国联军入京之后的暴行一直采取了沉默的态度，并没有过多的笔墨涉及。

实际上，《申报》的有些言论甚至歪曲客观事实。比如在七月二十日（8月20日）的《论联军入京事》一文中，作者居然宣称，“西人入京之后，并未有枪炮从事。此次各国联军之往攻京城也，无非以援救使臣，剿平拳匪为宗旨”。

进入八月以后，法国提出了惩治祸首、赔款、拆除大沽炮台等六项要求，作为与清政府谈判的基础。

九月初八（10月30日），《申报》发表《答客问议和事》一文，将八国联军侵华的原因尽数归咎于义和团，认为“团民的无理取闹，引发了中外矛盾，是战争的导火索“。

经各国公使多次会议加以补充和修改，十一月初三（12月24日），各国共同向清廷提出《议和大纲》12条，清政府完全接受。

值得一提的是，《申报》对于这一轮的会谈，表现出了比较乐观的态度。

比如在十一月十五（1901年1月5日）发表的《和议条款尚无大损于中国说》一文当中，作者就表示，各国所开“议和大纲十二则”已经议和大臣画诺施行，“中国不能保护使臣致惨遭毙及填墓为匪所掘，曲诚在我，不得谓外人之过于要挟也”。

该文不仅严重歪曲了八国联军侵华的史实，还将战争的原因全部归咎于中国没有保护好外国使臣，完全是站在列强的角度来做出论述的。

当然，上述文章固然误导了不少民众，但也使他们对于欧美列强的仇恨心态有所缓解，为顺畅无阻地执行《辛丑条约》制造了舆论。

鸦片战争之后，上海成为了通商五口之一。在1845—1849年间，英租界与法租界先后在上海建立，大批外国移民随之涌入。至此，上海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城市格局。

这就意味着，上海自从开埠以来，就不断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租界的建立更密切了中西方之间的联系。

进入19世纪末，尽管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呈现出了一片衰败的景象，但上海却呈现着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构成了《申报》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

因此，与其他地区的大部分官员截然不同，上海官员的思想更多地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同化。

正是他们以及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构成了上海的新兴社会阶层。

他们与外国人关系密切，在关注时事时注重维护自己的个人利益，因此对义和团运动一直十分不满。

鉴于此，他们不仅不希望与欧美世界产生冲突，也不愿意蒙受战祸的损失，因为这会影响他们的生意。

实际上，东南互保运动是他们乐于看到的。之所以赞成割地而非赔款，是因为害怕清政府将赔款的数额转嫁到他们的身上。

况且，即使真的割地，列强也绝不会对早已是通商口岸、拥有中国最大外国租界的上海下手，这些人照旧可以过他们的安生日子。

另外，《申报》的创始人是英国商人安纳斯托·美查。

他在办报之初，就要求《申报》注重刊登议论时政的论说文，并且将“首论”即评论文章放在头版；作为对比，在《上海新报》等其他中文日报上，这个位置是用来刊登《京报》上的谕旨和清政府重要告示的。

因此，《申报》从诞生之初就注定了与其他中文报纸不同的立场，目标用户多为接近西方的官绅以及资产阶级，代表的主要就是这些人的心声。

慈禧太后等人从北京出逃西安，在途经数省、行程达数千里的旅途中，第一次亲身感受到中国内地的贫困和凋残。

比如一行人等行至河北怀来时，已经又饿又乏。前来接驾的县令吴永特意为他们弄来了五个鸡蛋，结果慈禧本人一口气连吃了三枚，将剩下的分给了“发长至寸余，蓬首垢面，憔悴已极”的光绪。

这般从未有过的经历，使得爱新觉罗家族的成员们开始进行政治上的反思，并第一次认真考虑变革。

光绪二十七年（1901）初，慈禧太后在西安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了宣布清廷变革意向的诏书。

此后，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在其最后的十年中，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运动，即“清末新政”。

“清末新政”除了由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发起和领导，其涉及的领域与此前相比，不可谓不广泛。比如废除科举、创办新式学堂、奖励出国留学、兴建铁路、扩建新式军队等等。

然而，“清末新政”业已是“迟误的改革”，其在推行过程中受到《辛丑条约》影响，面临诸多限制。

比如清廷想要在全国范围内修建“巡警所”（派出所），然而在经历了《辛丑条约》巨额赔款以后，仅此一项，把全部国库收入加起来都不够用，更不用提其他的现代化建设了。

再加上民众的社会承受能力空前低下，使得清廷虽然制定了一系列改革计划，但终究只能“量入为出”。

须知，一场变革想要成功，势必离不开一个权力集中的强力政府。作为对比，羸弱的清廷不仅财政匮乏，而且失去了民众信任，本身执政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被广泛质疑。所以，它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