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中国外交斡旋海湾危机：钱其琛与萨达姆会谈背后的争执与误判

1990年中国外交斡旋海湾危机：钱其琛与萨达姆会谈背后的争执与误判

伊拉克刚刚从一场战争中收拾残局，经济萎靡，外债像锁链一样缠绕着整个国家。萨达姆在巴格达的总统府里，几乎每日都在咬牙琢磨如何扭转“被孤立”的局面。科威特的油价纠纷和债务问题搅得他心烦意乱，身边的顾问轮番进出会议室，气氛持续压抑。

外头街头的咖啡馆里，老工人们低声议论着眼下的局势，连做生意的小贩都在盘算油价上涨后日子怎么过。伊拉克本指望邻国能帮一把，却发现多数都在冷眼旁观。萨达姆躁动不安，内心深处那种“被背叛”的愤怒逐渐膨胀。

他开始频繁提起“历史问题”，在公开讲话和内部文件中反复强调科威特本是伊拉克的“失地”，认定收回只是“纠正历史”。苏联的态度也逐渐明朗，经济制裁接连落地，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一项接一项通过。国内，有学者在讨论会上提到，伊拉克用“历史”做借口，其实是对现代国际秩序的误解。

老外交官们在使馆饭厅里低声交流，“萨达姆这回怕是看走了眼，国际社会不是以前那副模样了。”钱其琛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下，带着中方的诚意走上了中东的斡旋之路。从埃及的开罗到沙特的利雅得，再到约旦的安曼，他一站一站地走访，一路上和当地政要反复沟通，试图摸清各方的真实态度。

有当地报纸在版面上提到，“中国人这趟来，是想讲讲理，不是来拉偏架。”钱其琛在每个国家的会议室里，都是和对方一对一地谈，偶尔在日落后的一杯红茶间隙，和助手交换一句，“看起来没谁真想打仗，但谁也不愿先让步。与伊拉克外长的几轮会谈后，钱其琛终于见到了萨达姆。

总统府的会议室陈设庄重，墙上的地毯花纹浓重，中间那张长桌反射着窗外的强光。萨达姆穿着军装，表情冷峻，身边站着几位高级将领。钱其琛开门见山，明确传达了中国的立场：不支持动武，主权问题必须在国际法框架下解决，撤军才是唯一的出路。

萨达姆却不为所动，反而用香港作类比，称“伊拉克收回科威特，就像中国收回香港”。旁听的翻译一瞬间愣住，钱其琛当即驳斥：“香港是中国领土，是被强行割让，回归是在国际法下协商解决，和你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据后来在外交圈流传的说法，钱其琛当时的语气，甚至比平常还要冷淡几分。

会谈气氛陡然紧绷，空气中隐隐透出一股死结的味道。钱其琛试图拉住萨达姆，给伊拉克留一条体面的退路。他的底气，是对国际社会反应的误判，也是对中国立场的误解。

后来的事实很快证明，联合国的决议越来越多，伊拉克的孤立无可挽回。萨达姆的顽固，也让钱其琛的斡旋无力回天，整个谈判过程，成了双方理念和底线的直接碰撞。会谈结束后，钱其琛在驻伊拉克使馆小院里与随行人员短暂交流，有人说，“我们已经把理都讲到头了，剩下的只能等他自己想明白。

”那天巴格达的风有些干燥，院子里的石榴树下落了一层淡黄的叶子。使馆的厨师在晚饭时多做了一道鱼汤，外交人员们吃着饭，偶尔望向远处的城市灯火，谁也没有多言。伊拉克的军队没撑几天就败退，萨达姆不得不下令撤军。

巴格达街头气氛紧张，市民们收听着收音机里的最新消息，耳边是“战争结束”几个词反复回荡。

有伊拉克老人后来回忆，“那年的冬天，市场里什么都涨价，小孩子们都不敢跑远。

”经济崩溃，社会混乱，随之而来的国际制裁像一张网罩住了整个国家。

萨达姆原本想靠这场行动让伊拉克“扬威”，结果却把国家拖入了深渊。

钱其琛的劝和，虽无力改变结局，却让世界看清了中国的底线——尊重主权，反对武力，讲道理。

坊间有学者评论，钱其琛此行，是中国外交传统中“和而不同”的一次典型实践。

那时候北京城的外交大院里，老外交官常用一句话自嘲：“咱们是去劝架，不是去站队。

” 会谈那天，钱其琛整理完文件，随手把一只钢笔放回箱子里。

窗外巴格达的暮色正浓，街角的面包房还亮着灯，有孩子在门口追着一只破旧皮球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