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将黄克诚回忆湘南起义的农民军仅存肖克等少数将士

在拿山，领导上派戴诚本到35团当团长，戴是浙江人，黄埔军校学生。几天后，队伍又改编，取消了12师的番号，把34,35,36这3个团合编为第30团。派原12师的参谋长刘之致为团长陈毅同志回到军部，戴诚本也回原部队去了，原来的团都改编为营，我先被派到资兴的营，三四天后又被调回永兴的营。但这个30团也只存在了不到一个星期。当队伍从拿山再上井冈山到大井宿营时晚上李一鼎告诉我，领导已决定把来阳、永兴、郴县、资兴4个县的农民武装编成4路游击队，仍然派回本县去打游击。并决定让我担任第2路游击队司令员，以原来的营长刘承羔和曹福昌为副司令员。于是我们就又改成游击队，并于第二天出发动身返回湘南。主力部队派第31团的第3营掩护游击队过了水日，就返回井冈山了。

永兴县游击队和耒阳县游击队同走一路，3天就到达永兴县的边界。李一鼎告诉我们说他要去找特委，把县委书记的工作交给我代理，他夫妇2人就离开了队伍。这以后，李一鼎下落不明，我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我们和耒县游击队进到离永兴县城30里名叫树头下的地方分路，他们回耒阳，我就召集县委和部队干部开会。这时我们已经知道永兴县城驻有国民党1个团，而我们自己虽有几百人，却只有20多支枪;不但缺乏训练，而且还有老幼妇女。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坚持游击战争需要认真研究一下。我们那时都非常缺乏斗争经验，后来才听说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可是上井冈山时根本没有见到他，在匆忙中没有学到东西.李一鼎走后，县委只有我们4个人，他们比我还缺乏经验，我成了主要负责人，必须对这几百人负责，我认为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把队伍拉过江去打游击会站不住脚。因此提出一个意见，主张把妇女老幼动员回家，留下精干力量在江东，在永兴、资兴、安仁3县的边界打游击;选择3县边界，为的便于利用敌人空隙;选择在江东，为的便于在不利时间向井冈山靠拢。但这个意见除县委几个人外，其他干部都反对。以游击队副司令员刘承羔为首坚决反对我的主张，提出要攻打永兴县城，否则也一定要回到江西边，并发牢骚说:你把我们带出来，也应把我们带回去。农民队伍纪律很差，家乡观念极重，暴动后一直忙于开辟工作，接着就撤退、改编、上山、下山，没有进行训练。我们又不懂得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预先没有抓这个工作。队员的家乡多在江西边，他们一直想回家，情绪很难扭转。我再衬说以利害，一直谈到黑，意见还是不能一致。大家都累了，我们只好安排大家休息，打算第二天再作决定.哪知道这刘承羔半夜里就自由行动起来，乘县委几个人睡着的时候丢下我们，带队向过江的方向移动，连邓孝榜、刘在南也跟他走了.快天明时，他们碰到民团，打起枪。那时有些民团实力相当强，永兴游击队枪支很少，一打就垮了，许多同志就各自跑散回家，只有两个队员仍返回到我们这里我们听见枪响，才发现出了问题。

县委4个人加上回来的两个人就去追耒阳的队伍，耒阳游击队枪支多、骨干强，刘泰、邝鄘、邓宗海都在队伍里。在路上大家商量了一个办法，扯起国民党的旗帜作伪装，出其不意地袭击了附近一个镇的地主武装，又缴到二三十条枪和几千块钱，情绪很高。耒阳的队伍也多是江西侧的农民，也要求回江西边打游击，刘泰、邝鄘也赞成过江只有县委书记邓宗海不赞成过江，他就留下县委几个人在江东坚持工作。听说他坚持了一个时期，终于被民团抓住牺牲了。

耒阳的队伍过到江的西边后，我们就离开他们仍回水兴县界。没有了队伍，我们就只能依靠亲友关系隐蔽下来了解情况。这时才知道我们撤退后，国民党杀了无数的人。耒阳牺牲的人上万，永兴被害的有3000，永兴旅衡学友互助社的同志留在永兴的几乎全被杀光了，又听说原警卫团团长尹子韶同志还在被“通缉”，不知躲在何处，我们设法打听，也不知下落。其他各县情况也差不多，死的人成千上万，不死的也不知逃向何处了。没有几天，就又听到耒阳游击队被打垮的消息，刘泰、邝鄘同志都牺牲了。又听到永兴的游击队跑散回家的同志们大多数都被民团抓去牺牲了。刘承羔回去就被杀害，邓孝榜、刘在南也都已牺牲.曹福昌夫妇2人回家就分了手，女方跑到南京，背叛了革命，曹福昌存身不住，也跑到南京，被女方出卖，牺牲了。郴县的游击队也是回去就垮了，领导人李才佳同志也牺牲了。只有不多几个同志半路折返井冈山，得以保存。邓华同志和向大复同志就是这祥回到井冈山的，邝朱权、邓允庭也是半路上返回井冈山的。资兴位置偏东，离井冈山较近，尽是大山，敌人力量又较弱，游击队得以在那里坚持了1年左右，在龙溪洞建立了一小块根据地.但后来也垮了，县委书记黄义藻同志牺牲了.只有宜章胡少海的29团留在井冈山，经过了一段训练，于1928年8月和28团一起在朱德同志领导下回到湘南，一度打下郴县县城后来敌人反攻，29团大部被打垮，只剩下一小部分由胡少海、胡士俭、李子超、肖克等同志率领随28团返回井冈山。后来胡少海同志到了中央苏区，大约是在1930或1931年牺牲的。胡士俭同志也到了中央苏区，在打大柏地的时候牺牲了。李子超同志是宜章县青年团的书记，衡阳第三师范的学生，他后来被派回资兴地区任团委书记，在那里牺牲了。

我记得的参加湘南暴动的同志，后来牺牲了还有下列同志：

李天柱同志，耒阳人，暴动后上井冈山。1930年以后在湘赣地区担任红军师长职务红军长征时，他留在湘赣地区坚持斗争，在那里牺牲了。

谭楚才同志，耒阳人，在暴动中担任一个区的领导工作。暴动后上井冈山，后随游击队回来阳。队伍垮了以后，他跑到中央苏区。红军长征时，他留在川南打游击，牺牲在川南。

张风岗同志，耒阳人，衡阳三师学生，参加来阳暴动敌人进攻时未来得及撤退，在被缉捕不能存身的情况下化装逃到江西找党，后来回到红军担任师政治部主任。长征时留在川南，牺牲了。

彭芷荀同志，耒阳人，三中学生，湘南暴动时是来阳县委组织部长或宣传部长;随队伍上山，又随队伍回来阳.队伍垮了以后，我听到刘泰、邝鄘牺牲的消息，却不知彭芷荀在何时何地牺牲了。

谢翰文同志，耒阳人，参加暴动上井冈山，没有回耒阳;后在红5军、红3军团工作，担任过师政委.抗战后在18集团军总部担任过秘书长，百团大战以后牺牲了。

李鸣铁同志，资兴人，中学学生，参加暴动上井冈山，后来去红3军团工作，担任过红5军政治部组织部长;长征快到陕北，在即将进入苏区的时候因病牺牲。

黄义行同志，资兴人，第三师范学生，参加暴动上井冈山，后在红3军团所部担任过巴政委，在第3次反“围剿”以后牺牲了。

邵杰生同志，也是资兴暴动上井冈山的青年学生，后来我在红军中见过他，但不知他在何时何地打成一片牲。曹亮华同志也是我后来在红军中见过，不知何时何地牺牲的。

高静山同志，宜章人，衡阳第三师范学生，是衡阳第三师范闹学生运动时的领头人，宜章暴动后上井冈山，后在福建牺牲.

曾日三同志，宜章人，参加暴动后上井冈山，后在红军担任过红5军团政治部主任，长征后在张国煮的西路军中牺牲了。

李惠黎同志，永兴人，衡阳大同中学学生，参加湘南暴动，担任区的领导工作，敌军进攻时来不及撤退，自己逃出永兴找党，后来在武汉接上关系，和李卜成一起工作，李被害后跑到洪湖苏区。

李翔同志，永兴人，第三师范学生，和李惠黎一起参加暴动，一起逃出永兴，又一起到洪湖苏区工作，他二人不知何时牺牲.

还有邓题发、邓大开同志，都是永兴的农民，在湘南暴动时参加朱德同志的队伍，邓大开同志在红军攻打长沙时牺牲了，邓题发同志在江西苏区时和我见过，在第2次或第3次反“围剿”时牺牲了

我还要提到永兴县油麻汗农村的两个旧知识分子，一个叫康子良，一个叫邓克均，他们都是秀才，都不是党员，暴动时期都快50岁了，我们也并未联系他们，但他们自己起来响应暴动，带起一些人建立了乡苏维埃政权。暴动失败后，这两人都被杀害。邓克均的哥哥邓笔轩，也是个旧知识分子，也被连累受害，牺牲了。和我们在一起的两个战友，一个叫廖子厚，是永兴城里的学生，要求设法送他回家，我们托人送回去了，他后来参加了19路军，在江西红军打19路军时又跑回红军，随即牺牲了。另一位是衡阳人，忘了姓名，他原是永兴的打铁工人，这时决定回衡阳，路上曾被民团抓住盘问，他什么也不承认，后来就被放回衡阳去了。最后只剩下我们县委的4个人，也是存身不住，我和李卜成决定离开永兴找党组织，从湖南经过武汉、南京跑到上海才和党联系上，两人就分开了。我回到红军，李卜成派在武汉工作，后来牺牲了刘申和黄平在家乡隐蔽几天后，跑到广东乐昌一带，刘申在那里牺牲了，黄平又回到家乡隐蔽坚待，后来还和尹子韶联系上了。抗战开始，我从家信中得到消息，就寄信寄钱回家，要家里转给他们，让他们出来参加抗战。但那时尹子韶已在嘉禾县被害牺牲。黄平动身到西安，走到长沙时，碰见湘南特委的王涛同志，把他留在湘南工作。王涛同志在抗战时被国民党杀害了.黄平同志因为和群众关系极好，到处有人掩护，一直坚持到解放后，于1959年去世。

总计湘南暴动拉到井冈山的8000农民军，除保留少量干部外，本身没有形成一支革命的队伍这和暴动时期执行“左”的路线有关，和几县农民军缺乏一个总的领导有关，也和我们这些县里的干部缺乏经验、缺乏能力有关。但当队伍拉到山上后，领导上很快决定派回本县打游击，固然是粮食装备缺少、环境困难所迫，但这个决定还是过于仓促了一些缺乏应有的准备和进一步的指导4个县回去的五六千人，除少量干部外，可以说是全部垮掉和大量牺牲了。总的来说，整个党在那时都没有经验。湘南暴动每一步都有严酷的教训，这些教训都是许多同志用鲜血、用生命换来的。我们的党，我们的先烈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谨以此回忆，表示我对先烈的崇敬和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