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贤晚年讲述上海一月夺权背后故事

发布日期：2025-11-24 17:12点击次数：60

在“文革”时期，徐景贤担任了上海市委书记以及市“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同时还是“九届”、“十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然而，“文革”结束后，他被定性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核心成员，最终被判刑十八年。

徐景贤在服刑期满获释之后，倾注了十年的时间，从1992年至2002年，对“文革”进行了深刻的回顾，并以此撰写了回忆录《十年一梦》。在这部作品中，他以全景式的视角，详尽披露了上海“一月夺权”前后鲜为人知的诸多内幕。

（1）知主席亲，须造反

1966年的岁末，凛冽的冬风悄然降临，上海城被冰雪覆盖。然而，我似乎并未察觉到冬日的脚步。那刺骨的寒风，在我澎湃的情感面前，似乎都消散了力量。因为在那年的12月18日，我作为党支部书记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正式发布了“造反声明”。在那次造反大会上，我以市委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发表了题为《造反方显主席亲》的长篇演讲，公开宣布了对上海市委的造反行动。

这正是当时上海诸多造反派报纸所揭示的消息：“市委中枢遭受爆炸袭击，曹氏府邸后院火势蔓延！”所谓的“曹家”，实则指的是当时主管上海市政事务的市委书记兼市长曹荻秋。自此，我便完全置身于文化大革命狂风骤雨的中心。

文革造反者徐景贤

我果断宣布反叛的立场，此举在上海市委机关干部中掀起了轩然大波。一方面，这得益于机关纪律的严格，明确规定严禁任何信息泄露，更不用说知情者挺身而出进行反抗；另一方面，这也与我的个人因素密不可分。

自解放之初，我便毅然加入了市委机关的工作行列，彼时年仅十七岁。在那十五年的市委生涯中，我见证了三位首席书记的更迭，他们分别是陈毅、柯庆施以及陈丕显。在市委机关，我结识了众多好友，他们亲切地称呼我为“小徐”。

我曾在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先后担任干事、副科长等职务。此后，我有幸担任市委写作班支部书记，并光荣地被选为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得以荣幸地列席市委常委会。

我深谙机关内部事务，且赢得了领导的信任与青睐。于是，当我决定挺身而出，采取“反戈一击”的行动时，一些领导对此感到震惊，各部、委、办中的造反派纷纷响应。然而，也有不少人士对此表达了他们的不满与反对，整个市委机关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之中。

（2）知识分子家庭

我由一名青年学子蜕变为一名党的干部，这离不开中国共产党长期的精心培育与悉心培养。

1933年12月，我诞生于上海一座知识分子之家。我的父亲，徐宗骏，出身于上海郊区奉贤县的一位小商人家庭，1926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的化学系，并在同年返回奉贤。1927年的秋季，他与共产党人李主一、刘晓等人共同创办了曙光中学，并担任校长一职。同年，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然而，随着学校的被国民党查封，父亲不得不逃往上海，自此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此后，他先是在中学教授化学，继而在交通大学化学系担任教职，从助教一路晋升至讲师，最终成为副教授。

戴秋楠女士，昔日小学的启蒙教师，曾在那国共合作的时代，履职于奉贤县国民党县党部的委员之职。随后的岁月，她潜心家庭，成为一位慈祥的母亲，悉心养育了三个孩子。我，作为她膝下的次子，对她那无微不至的养育之恩，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

我的童年与少年时代，是在上海交通大学周边一条洋溢着浓厚历史氛围的石库门弄堂中度过。我曾在收费高昂的南洋模范中小学接受教育，得益于父亲在该校中学部授课，我有幸减免了一半的学费。只要我能够维持优异的学习成绩，剩余的学费同样可以享受减免。因此，在求学的岁月里，我总是名列班级前茅。

随着日军的侵略，交通大学更名为同文书院，此变故激起了父亲满腔的义愤，他毅然决然地辞去了职务，导致家庭的经济状况陷入了困境。抗战胜利之后，父亲得以重返交通大学，继续他的教育生涯。在交大那些富有进步精神的学生的感召下，我与中学时期的朋友们一同投身于反美反蒋的学生运动，并曾担任平民夜校的教师，从而接触并吸纳了众多进步思想。

上海的解放为我铺就了投身政治活动的广阔舞台。我倍感荣幸，成为学校中最早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一员，并肩负起学校通讯组的领导重任，频繁向各类报刊杂志投稿。

1951年，高中辍学的我，逆父亲之意，放弃了对化学家的憧憬，果断地撕掉了大学入学申请表，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加入上海市政建设干部训练班。组织部门敏锐地察觉到了我对写作的钟情，以及那些笔下流淌的文字，于是毫不犹豫地把我调入了市委宣传部。从那一刻起，我在市委机关的职业生涯就此拉开了序幕，开启了一段漫长而曲折的旅程。

1953年四月，彼时年方二十的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那段时光里，我有幸结识了曾担任夏衍首任秘书的葛蕴芳同志，她也是市委宣传部的一员。1956年，我们在生活中结下了不解之缘，共同组建了一个温馨的家庭。

（公元1964年，徐景贤与爱妻葛蕴芳及其两位娇女共同捕捉了一段温馨的家庭瞬间，合影留念。）

在市委宣传部文艺处任职期间，我最初负责与群众文艺领域的联络工作，之后转而专注于与文学界的沟通。在履行本职工作的同时，我亦孜孜不倦地追求个人学术进步，加入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函授学习。与此同时，我未曾停下业余创作的脚步，在多家报刊上发表了包括文学评论、杂文、散文、影评和书评在内的各类作品。

曾执笔传记文学《党的儿子穆汉祥》，以解放前夕上海的学生运动为背景，并与他人共同创作了电影剧本《曙光在前》。同时，我推出了散文与报告文学的合集《生命似火》。我所参与的戏剧作品《年轻的一代》荣获国家文化部颁发的优秀创作奖，并成功被改编为电影。

1959年，我有幸成为上海作家协会的一员；同年及次年，我有幸两次见到了敬爱的毛泽东主席；1965年，我作为青年作家代表，踏访了烽火连天的越南，并荣幸地受到了胡志明主席的亲切接见。

这些过往的经历，为我日后的调入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并受到广泛关注，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3）上海市委写作班——文化大革命关键舆论阵地的发源地

1963年，为了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上海市委果断决策，从各领域精心挑选人才，组建了一支专门的写作队伍，专门负责撰写各类大批判文章。

自市委写作班设立伊始，便有幸得到市委文教书记石西民同志的亲自指导。正是在他的精心安排下，我从市委宣传部文艺处调至该班，并肩负起担任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的重任。

市委精心筹划的写作培训课程，地点选在了位于上海华山路的丁香花园。这片园林，据传乃李鸿章为其心爱的侍妾所打造的一座气派园林。培训班内设有专门的文学创作小组，成员们多以“”作为自己的笔名。丁学雷本任务致力于传承并弘扬丁香花园的雷锋精神，我本人将全权负责此项工作；而历史组，他们常用的笔名则是——“罗思鼎寓意“化作一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起初由复旦大学历史系金冲及教授担纲领导，后因金冲及教授随石西民教授调至北京，此项目的接力棒便传至朱永嘉教授手中。除此外，尚设有哲学小组、自然辩证法小组等多个研究小组。

市委写作班的成员，汇聚自社会科学的众多部门、单位，以及各大专院校、文艺协会、院团和市委党校。他们均为文笔出众的佼佼者，且无一例外地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一旦踏入市委写作班，便成为享有党信任的“左派”成员，这在当时被视为莫大的荣誉。

1964年，石西民受命担任文化部副部长，肩负重任赴京履职。自此，上海市委写作班的工作便由市委书记张春桥亲自担纲。张春桥，我的前领导，曾历任市委文艺工作部及市委宣传部要职。至1966年，张春桥调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上海市委写作班的管理权随之移交至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无论在石西民、张春桥抑或杨西光的领导下，他们对写作班的治理均极为严谨，不遗余力地向我们传达中央的指导精神，部署了一系列任务，严格审查选题计划，并对多篇重点文章进行了细致的审查与修订。

总体来看，尽管文化大革命的大幕尚未正式拉开，然而在思想领域，斗争已经烽火连天，硝烟弥漫。其中，具有转折意义的战斗无疑是针对吴晗所著《海瑞罢官》的全面批判。

1965年伊始，江青抵达上海，经张春桥引荐，与姚文元会面，并下达了撰写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指令。江青特别强调，撰写此篇文章需严格保密。于是，姚文元选择隐居于市委写作班内。彼时，写作班已搬迁至武康路二号。张春桥亲自向我们宣讲了保密规定，并由朱永嘉担任组长的“罗思鼎”小组负责为张春桥及姚文元搜集、整理有关明代历史的资料。

自1954年起，我有幸在一场聚焦工人文学创作的研讨会中结识了姚文元。此后，我们之间的交往日渐增多。因而，当姚文元决定加入我们的写作班时，我特意为他做了细致周到的安排，于武康路二号二楼为他精心预留了一间专用的写作室。

历经八个月的辛勤笔耕，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稿终于在第十次修订后定稿。该文由江青亲自审阅并予以批准，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题，于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的《文汇报》上公开发表，此举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正式拉开。上海市委写作班因此功勋卓著，赢得了江青的公开赞誉。

1966年，张春桥与姚文元陆续被调入北京，分别肩负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与成员的重任。恰在此际，上海市委作出决策，任命我与朱永嘉共同担任上海市委文革小组的成员，主要职责是协助市委妥善应对各类紧急事务，穿梭于各处进行应急处置。

自《炮打司令部》那篇震撼人心的标语横空出世，我对继续为市委提供服务的决心开始产生了动摇。

1966年11月，朱永嘉肩负上海市委的使命，被派往北京驻沪办事处，执行一项“探测风向”的重要任务。在此行期间，张春桥与姚文元两位领导亲自接见了他，并向我传达了重要口信。他们明确指出，自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上海市委已经偏离了正确的道路。他们强烈要求我带领市委写作班的工作人员，深入群众之中，与广大民众并肩奋斗。

数日后，姚文元再次拨通电话，向我提出疑问：“是执笔撰稿，还是亲自参与一线工作？”其言外之意显而易见：张、姚二人意图让我放弃在岗位上的“一线”责任，意图让我与上海市委拉开距离，率先对上海市委发起挑战。

昔日，上海市委的首席书记陈丕显因疾病困扰，居住在西郊之地。在此期间，市委书记兼市长的重任落在曹荻秋肩上。曹市长在应对红卫兵和造反派无情的指责时，倍感压力，于是嘱托我代为起草一份面向中央和民众的“检讨”文稿。同时，他破例允许我旁听市委常委会，使我得以对诸多内部情况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于12月18日，市委写作班造反大会上，我公开发表了揭发，并严令陈丕显、曹荻秋、杨西光及市委常委常溪萍等同志出席并聆听批判。我们的口号在会场内回荡：“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我们的行动，成为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内部造反的先锋。

自高举“揭竿而起”的旗帜，率先吹响反抗的号角，市委机关内部陆续涌现出一股股造反的势力。紧接着，我们迅速成立了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与“工总司”以及众多红卫兵组织携手并肩，共同对已陷入瘫痪状态的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发起了连续不断的攻势。

（1980年，徐景贤于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庄重庭审之上，郑重地作出了证词。）

那年的冬日（1966年），我竟将三十三岁的生日遗忘得一干二净。日复一日，我肩负着市委联络站负责人的重任，骑着自行车穿梭在上海各处的造反大会会场之间。每至一处，我便摘下头上的哥萨克皮帽，敞开对襟的中式棉袄，热气蒸腾的头发与激情四溢的演说相互映衬，言辞激昂，意气风发。紧接着，我又匆忙赶往下一个地点。在我看来，那真是一个洋溢着热情的冬季！

（4）姚文元传达毛主席指示

在1966年12月27日的午后，上海市委写作班的同仁们刚刚欢庆了毛主席七十三岁华诞，共同享用长寿面以表达对长寿的祝愿。他们聚集在武康路二号草坪上，正就如何深入挖掘并批判市委存在的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突然，文学组的青年们激动地从楼内冲出，高声呼喊：“徐老师，有一通长途电话从北京打来！”

我急忙踏入办公室，抓起话筒，耳边传来一个无比熟悉的声音——那是一种混合了上海腔调和浙江味的普通话：“徐景贤在吗？我是姚文元。今天需要向你转达主席的命令……”

自姚文元被调入北京，跻身中央文革小组的行列，数月时光流转，我因公事屡次拨打他的电话，他却从未主动与我取得联系。特别是在市委写作班宣布发起造反运动之时，我多次向北京发送电话，迫切期待得到他和张春桥的支持，急于聆听他的高见。然而，电话常常难以接通，即便是通过红色保密机，也难以捕捉到他的踪影。那时，我内心不禁多次感叹：“昔日的挚友，竟也摆出了高姿态！”

今日，姚文元出乎意料地主动拨通了我的电话，并且明确表示需要传达毛主席的教诲。这一消息让我感到无比惊喜。我立刻拿出随身携带的小本，准备细致地记录下来。

“打破‘内外有别’的界限势在必行，机关内部的文化大革命尤为关键，务必予以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

我全神贯注地聆听，频频点头示意，将姚文元电话中传达的每一条信息，一丝不苟地详尽记录。

“点燃怒火，焚烧陈丕显！揭露曹荻秋的真面目！彻底打倒杨西光！彻底摧毁常溪萍的势力！”他评论道，“‘火烧’、‘揪出’、‘打倒’、‘砸烂’这四句口号，各有其独特的侧重点，用词精准得当！”

姚文元在结语中说道：“在主席与我们共举酒杯的瞬间，他曾慷慨陈词：愿全国范围内的全面内战正式拉开序幕！本期《红旗》杂志将发表元旦社论，期望各位对此议题进行深刻的探讨。”

姚文元，我咨询道：“就毛主席的指示而言，我们是否可以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地界内召开会议，进行指示的传达？”

姚文元略作沉思，随即便说道：“目前暂不召开大会，你们可以先在小范围内进行一番试探。”

挂断电话的那一刻，我的内心激荡不已，紧接着便兴冲冲地奔向写作班的草坪。途中，遇见任何熟人，我都会兴奋地告诉他们：“刚刚，文元同志来电相告，他刚刚传达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

（2000年，徐景贤与其夫人葛蕴芳于杭州汪庄，曾为毛泽东居住之地合影留念）

随着夜色渐浓，我站在武康路二号写作班二楼那座透明的玻璃棚阳台上，主持了一场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骨干会议。会议正式开始，我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精神。紧接着，哲学组、历史组、文学组以及市委办公厅《支部生活》编辑部的工作人员依次发言，有的眼中含着泪水，有的庄严地宣示了他们的决心，使得现场的氛围显得格外庄重而虔诚。

在本次讨论环节中，我向在座同仁阐明了毛主席指示的深刻内涵，进而激发了大家对于如何制定下一步行动计划的深入思考。

朱永嘉指出：“与其他造反组织相较，我们市委联络站的条件无疑更为优越。我们必将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不断举行集会，对市委进行深入的批判。”

郭仁杰，曾任职于复旦大学哲学系，如今转调至市委写作班哲学组。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们深入挖掘市委档案室的珍贵资料，精心筛选出与之相关的内容，这些内容将作为我们揭露市委错误路线的有力论据。”

“同意，我将亲自执笔，草拟一封呈文，提交市委书记马天水审批。数日之后，我计划召集几位党员同志一同前往市委档案室，查阅相关档案资料。在此次批判市委的大会上，我们将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为准则，负责撰写发言稿。此次大会将联合‘工总司’、‘农司（筹）’（上海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组）以及‘红革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共同举办，力求形成强大的声势。大会的筹备工作将由党校的程绮华同志负责，筹备处将设在淮海中路的市委党校……”